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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过去人文精神今何在

发布时间:2019-04-15 08:48:35 已有: 人阅读

  1.《人文精神寻思录》 王晓明编 文汇出版社 2.《告别之后》 徐志伟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3.《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 王晓明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4.《人文精神之重建》 唐君毅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5.《含章集》 张汝伦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6.《书斋里的》 朱学勤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7.《许纪霖自选集》 许纪霖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8.《行者的迷宫》 张炜朱又可著 东方出版社

  20年后,作家张炜依然记得1993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这个曾经在知识界引起很大反响的标志性事件,现在却少有人知。不过,当年讨论中的一些问题依然在影响着张炜,他在最近一篇纪念文章中写道:20年过去了,我们真的远远地告别了那场讨论,心安理得地忘却了吗?

  近段时间来,陆续有当年参与讨论的学者发文重新反思人文精神。如果说20年前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巨变促成了一些知识分子的“自我审视”,那么,20年后的今天,不仅市场经济已经深入人心,新媒体的发展更是重新定义了人们的生活。回望过去,我们不得不发问:人文精神今如何?

  今年,上海《文学报》发起了一场征文活动,主题为“人文精神再讨论”。不少曾经亲历过20年前“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知识界人士对此进行了反思。作为对20年前这场大讨论的纪念,著名作家张炜发表了《未能终结的人文之辩》一文,对人文精神做了概念梳理。

  20年前“人文精神大讨论”开始的时候,张炜也是一位标志性人物,他与另一位作家张承志互相应和,时称“二张共鸣”。1993年,作家张承志在《十月》杂志发表《以笔为旗》,同一时期,张炜在文汇报发表《抵抗的习惯》,对文学现状表达不满。1994年,《文汇报》又以“人文精神与文人操守”为题,发表了张承志、张炜的文章《诗人,你为什么不愤怒》和徐中玉、张汝伦的文章,引发了学界的广泛讨论。“二张共鸣”被认为是掀起了“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第三次。

  1992年的“南方谈话”催生了市场经济的加速,社会上掀起一股全民经商热。上世纪80年代的理想主义热潮逐渐降温,文学边缘化,知识不值钱,当时流行于社会的一个说法是“搞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文人“下海”经商成为风气。

  1993年,以王晓明、张汝伦、朱学勤、陈思和、许纪霖等为代表的学者率先发声,掀起了“人文精神大讨论”。上海大学教授郝雨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了讨论经过:1993年6月,《上海文学》发表王晓明、陈思和等学者的《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在文章中,一些学者批评了几种流行的文化现象,如王朔的“痞子文学”等。王晓明认为,当时中国的文化状况非常糟糕,可以说是处在严重的危机当中。这个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当代文化人的精神状况普遍不良,这包括人格的萎缩、批判精神的缺失、艺术乃至生活趣味的粗劣、思维方式的简单和机械、文学艺术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匮乏等。文章发表之后,《读书》杂志积极响应,推动讨论深入展开,发表了张汝伦、王晓明、陈思和、朱学勤等人的文章。

  到了1995年,这场大讨论已经不局限于人文领域学者的讨论,而且涉及了各种社会问题,一些经济学家也加入进来。1996年底,王晓明将讨论时的一些重要文章汇编成《人文精神寻思录》一书出版。这也标志着,这场人文精神大讨论接近尾声。

  在《人文精神寻思录》后记中,王晓明直指当下文化现实处在危机之中,其主要表现在于当代文化人的精神状态普遍不良。他随后为解决这种问题开出“药方”:讨论者们愿意来提倡一种关注人生和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不断培植和发展内心的价值需求,并且努力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去实践这种需求的精神,他们用一个词来概括它,就是“人文精神”。

  实际上,人文精神作为一个舶来词,按照学者林贤治的理解,这个被罗马人最早提及的词,“就是对人的关怀,对生命的敬畏,对人性、人的本质以及人生意义的理解,对个人的独立价值、人格和个利的尊重”。

  不过,对于需要倡导什么样的人文精神,当时参与讨论的学者、作家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柯汉琳对当时讨论参与者的主张做过梳理,在他看来,王晓明和张汝伦强调终极关怀,陈思和强调现实关注,袁进则更关注“对人的存在的思考”、“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蔡翔则把人文精神理解为一种“入世态度”。不过,他们均倡导以人为本,对人的关注、关怀、对社会承担责任。

  尽管20年后,就连发起者王晓明自己也认为当时的讨论存在局限。由于认识上的不够,虽然讨论的范围很广,但“水平并不高”,后来的有些讨论也发生了变质,“不是仔细去听对方的看法,而是一味要在论战当中压过对方”。但是他在最近的一篇反思文章中同时表示,“人文精神大讨论”凸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些具有根本性的大问题,“十年过去了,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一点都没有减少”。

  20年后,这场“人文精神大讨论”已经作为一个标志事件被记录进当代思想史。如王晓明所说,“人文精神大讨论”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那样一个社会剧烈变动、迷茫、痛苦、困惑的阶段之后,开始慢慢地恢复活力并发出声音。此后,尽管“人文精神大讨论”逐渐归于平静,但其在知识界的影响却一直延续。

  就像张炜感慨的那样,“网络时代的光阴一转眼就溜走了”。20年过去了,市场经济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新媒体的发展更是重新定义了人们的生活,如今重新审视当年这场波及知识界的讨论,自然更关注其对当下社会的意义。

  学者郜元宝在《“人文精神讨论”再反思》一文中,对20年前那场讨论进行了追问:发起者和参与者而今安在?他们还坚持当初的提问方式吗?当初所反对的,今日还反对吗?当初所赞同、所坚守的,今日还赞同、还坚守吗?当初所忧患的,今日还忧患不已吗?然而,郜元宝也明白触及这类问题不免引来尴尬,“时间最爱作弄人,稍微照照镜子,自己也认不得自己了”。

  另一方面,20年前被用来批判的东西,如今也有愈演愈烈之势。张炜在文章中有这样的反思:消费时代的媚俗、毫无底线地追求卖相已走入最下端,学术和艺术完全可以不要,良知完全可以不要。一种文化和文明必须保持的清贵、核心和高端品质,已经荡然无存。一个时代可能拥有的哪怕是极少数人的勇气、保守主义精神、怀念和巩固的力量,正在涣散和消解。物质时代的犬儒主义将一切统统搞反:高的服从中的,中的服从低的,低的服从恶俗。只要乌合之众认可,就一定成为文化的胜者。

  20年前,人们批判王朔的“痞子文学”与张艺谋电影的商业倾向;20年后,经典文学越来越边缘,郭敬明的电影《小时代》直接描摹对物质的追求。社会生活中,类似毒奶粉、铬超标大米、小悦悦事件这样的问题中,均看不见人文的东西。

  在林贤治看来,人文精神简单点说,就是重视人、关怀人、尊重人。人文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人文精神的关键是对权利的尊重。“探讨所谓人文精神的内涵,要抓住最基本的实质性的东西,要保证作为人的权利的实现。如果撇开人的权利,撇开人的生存状况,仅仅注重知识分子自身的道德完善,就把人文精神这个词缩小了。”林贤治说,20年后再去反思人文精神大讨论,应当在讨论中扩大它的内涵。

  郝雨也认为,重启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不应被局限在现当代文学或文化研究的学科领域。在他看来,人文精神讨论的话题绝不仅仅是某一个别学科的专业课题,而是我们整个文化发展的方向性问题,是所有文化研究领域具有核心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

  20年后,张炜依然时常想起20年前的这场讨论,“1993年的那场讨论终结了吗?当然没有。我们这里没有,其他地方也没有。只要是有人类有生活的地方,就必有这样的讨论,并将一直进行下去,或隐或显地进行下去,永远没有终结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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