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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声音”讲“好故事

发布时间:2018-09-19 04:43:40 已有: 人阅读

  原标题:用“好声音”讲“好故事”■本报首席记者顾学文 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威胁论”,当中国

  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威胁论”,当中国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误解也总是如影随形。如何让世界上更多的国家认同中国的和平崛起,并与中国一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是新时代中国外交和外宣工作的重点。

  国情不同,文化各异,讲好中国故事并非易事。作为一名前职业外交官,徐波的经历很独特:先是在中东、欧盟和法国等地代表国家从事政府外交,后为上海世博会一线外事工作负责人。他在《跨文化沟通:国家形象的有效传播》一书中讲述了自己三十多年从事国际沟通工作的亲历亲悟,字里行间所展现的国际视野、独特创意与踏实做派,带给人们诸多启示。

  读书周刊:书的第一章,您用感性的笔调,记述了上海世博会落下帷幕那天您的种种感慨,是这种“曲终人散”的不舍,让您产生了用文字留住记忆的冲动吗?

  徐波:从申办到举办,我可以说是唯一全程参与上海世博会的职业外交官,为世博会奉献了职业生涯中最好的10年。10年,3600多天,我见证了中国与国际社会在世博平台上进行的一场场跨文化对话,许多国家的世博会政府总代表也都跟我说,有形的世博展馆拆了,无形的世博精神应该被记下来、传下去。

  但总结世博经验还只是写作本书的动因之一,通过这本书,我更想提醒大家,我们不能再做缺席的“被讨论者”了。

  徐波:世博会结束后,我受邀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在教科文组织的院墙之内,人们热情地向我询问上海世博会的事,而院墙外巴黎的街头巷尾,虽然中国已成为公共议题,但无论是大学、智库还是媒体,在各种各样的“中国问题研讨会”里,鲜有听到或看到中国人自己的声、影,更多是所谓的法国“中国通”们在那里评头论足,为公众解读发生在中国的人与事。

  徐波:事实上,曾经对上海、对中国赞誉有加的法国媒体,正在释放越来越多的不满和抵触情绪,从中国人狂买奢侈品到中国商品质量问题,批评声此起彼伏,甚至还臆想出一些中国企业工业间谍案。

  一些法国热心朋友跟我说:中国的崛起史无前例,法国人、欧洲人,乃至整个西方世界,需要对这样的崛起有一个从不熟悉到熟悉到接受的过程;由于体量太大,任何中国问题都会演绎成世界问题。因此,无处不在的中国因素,需要中国无处不在的耐心说明。

  徐波:我初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时候,总干事博科娃女士对我说,她期待更多的中国人参与到人类文明对话之中。她认为,中国是个大国,不仅应该在国际和经济事务中有更多的作为,更应该在人类文明对话的舞台上发出更多声音。

  我的切身体会也是如此,中国迫切需要告诉世界,中国崛起后的价值理念与世界是一致的,中国崛起对法国、欧洲和全世界有利,对世界和平发展有利。

  徐波:是的。柯伯格在加拿大是传奇人物,12岁创建了一个名为“解放儿童”的NGO组织,此后一直致力于国际公益事业。那一次,他很认真地问我:“今天,中国在、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全世界还没有了解这种崛起对人类意味着什么,对人类的公益事业意味着什么,中国将如何回答世界?”

  我想反驳他,但有什么事实可以支撑我?我们还在以一种GDP的惯性思维看世界、与世界沟通,这对中国的国家形象是有害的。

  比如有一年,曾有一位高举“爱国”旗帜的藏家,在巴黎某次拍卖会上,先是大大抬高一对被八国联军掠走的兽首的价格,举牌成功后却拒不付款,说要对法帝国主义当年的强盗行径予以有力打击。这种举动让人匪夷所思。拍卖、举牌、付款、交割,这是商业规则,不管语言、文化、宗教上存在怎样的差异,历史上有过怎样的过节,规矩就是规矩,谁都得遵守。

  我始终记得吴建民大使生前经常对我说的一句话:“中国人一定要与国际社会‘合群’,不能做不守规矩的异类。”当下,全球化的深度、广度和强度前所未有,全球化浪潮已不再仅仅是商品、技术、资金和人员流动所致,而是一个在谷歌、脸书、微信、推特等数不清的互联网技术推动下的思想全球化,在这个世界范围的“思想大集市”里,中国必须要回答中国和平崛起将向世界提供什么样的思想和文化的问题。

  我们过去习惯用讲道理的方式说服外国人,但有些大道理外国人未必听得明白,而生动的故事更易打动人。故事从哪来?从项目中来。表达中国,是一个文化层面的高级营销,要精心设计项目。上海世博会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这个项目是在三个层次上展开的:有实力的国家建国家馆;不同的观点可以通过世博论坛来表达;一些非洲小国没能力搭建展馆,我们就为他们提供表演的舞台,舞蹈是他们的文化和“语言”。

  读书周刊:教科文组织在教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化、信息和新闻等五大领域开展工作,可说是一个“讲好中国故事”的最佳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您开展了哪些项目?

  去教科文组织就职前,我就曾听说这样一件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于1988年1月在巴黎召集了全世界75位诺贝尔获奖者,专门讨论人类未来问题,并在会后发表宣言,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孔子的思想。

  这件事,国内有许多报道,也被不少位高权重者拿来引用,但我始终没在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和西方媒体中找到片言只语的报道。到教科文组织工作后,我下决心要把事情弄明白,结果,这事纯属虚构。尴尬之外,我更感到一种责任: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精粹,我们应该把儒家思想介绍给国际社会。

  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和筹备,2012年4月16日,我们终于成功地在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了以“儒家思想与全球化世界中的新人文主义”为主题的巴黎尼山论坛,这标志着以推动中华文化与世界多元文化交流为宗旨、但此前一直在山东曲阜举办的尼山论坛,正式跨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

  读书周刊:为什么有些人只能臆想儒家思想成为解决人类未来问题的良方,而您可以真正实现东西方文化的对话?

  我首先是教科文组织的人,要考虑教科文组织的诉求。博科娃在当选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后,提出用“新人文主义”来解决当今人类社会的文明冲突、武力冲突和贫困、环境恶化等问题。但是,博科娃的观点延续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人文思想,是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没有反映出当今世界的变化,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人文主义的新贡献,以致“新人文主义”的观点一提出,阿拉伯世界就对此采取了保留意见。而如果将儒家思想与“新人文主义”相结合,不仅可以丰富和完善“新人文主义”理论,也可以提升世界了解儒家思想的兴趣。

  论坛也请其他国家的代表畅所欲言,教科文组织由190多个国家组成,非西方国家是大多数,作为欧洲以外的人类文明的重要一员,中国带着自己的传统文化精髓来到联合国这个世界的平台,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鼓励和示范。

  比如,我曾在2014年11月,组织嵩山少林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文化非洲演讲团”去马里。马里内乱之后,社会一直不稳定,马里青年崇尚武力,认为只有暴力才能制止暴力。少林寺武僧们不仅用高超的武艺征服了他们,更用台下日常生活中的谦逊、简朴感动了他们,尤其是武术表演结束后的文僧演讲,让宽容、忍让、自律等人类共同的道德追求走进了马里年轻人的心里。一文一武,一张一弛,在反差中表达我们的和平诉求,是这个项目的出奇之处。

  太极也是我们珍贵的文化遗产,因为太极最能体现和平观:首先,太极是人与身体的和谐相处,讲究平衡;其次,太极是人与人的和谐相处,练太极的人,性子都不急的;最后,太极是人与环境的和谐相处,人们总是在青山绿水间练习太极。这么好的东西,我们还没有好好挖掘、好好利用。

  徐波:中国已经进入了公共外交的新时代,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我希望此书能对国内从事国际沟通的同行们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更希望本书对有志于国际沟通的青年朋友有所帮助。

  徐波:是的,他们在跨文化交流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时常会想起盲人姑娘吴晶。2015年11月,教科文组织成立70周年前夕,我们邀请她出席两年一度的青年论坛,她先用中文、法语、瑞典语向大家致意,然后用流利的英语讲述自己的成长故事。这是一个展现青年人蓬勃向上精神、讲述不同国度的人们互相温暖的故事,来自世界各国的青年代表们听了无不动容。

  还有自诩为文化“摆渡人”的法兰西学院程抱一院士、用音乐讲述中国故事的音乐家谭盾等文化名人;还有很多普通人,也都在自觉地担当“讲故事人”的角色。像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的东北小伙果敢,怀抱二胡,用两根琴弦展开一场场中国民族音乐与西洋音乐的精彩对话;还有川妹子柯文,大学时主攻法国文学,后陶醉于中医和气功,常常在禅宗乐中翩翩起舞,向法国人介绍中国的气功文化和中国人的生命观。

  2018年12月31日,美国将退出教科文组织,而中国是大家对未来的期待。当全世界的眼光一起注视中国时,我们应该用我们的“中国好声音”,讲好“中国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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