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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何伟:中国是个有意思的地方

发布时间:2019-03-15 12:09:32 已有: 人阅读

  《纽约客》前驻华记者何伟(原名彼得海斯勒)有三本关于中国的著作《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前两本曾在出版,《寻路中国》则是他唯一一本在出版的作品。尽管是个美国人,但何伟却在中国拥有相当多的读者,他在《纽约客》上的每一篇文章几乎都会被中国读者及时翻译成中文。与“主流”驻华记者不同的是,何伟向西方读者展现的中国,不是给他们指点江山的激扬评论,而是冷静地讲述着转型中的中国故事,以及各式各样的普通中国人,与宏大的政经话题反而一直是若即若离。

  记者:在《寻路中国》中文版正式出版之前,书中有一句话已经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当美国的新兴城镇刚刚开始成型的时候,第一拨居民往往是商人和银行家,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律师。当人们还在住帐篷的时候,当地的第一份报纸已经刊印。最先修好的永久性建筑物一般是法庭和教堂。”“然而,中国的新兴城镇里存在的,只有商业这一样东西;工厂、建筑材料供应点、手机卡销售商店等等。自由市场决定着发展初期的雏形,娱乐项目很快就出现了,却很少有社会组织现身此地。”做中西比较是不是一个外国记者观察、记录中国的重要方面?

  何伟:为写这本书,我经常去浙江丽水。去一个地方,你要了解它的背景,要跟其他地方做一些比较。我们美国有所谓拓荒史,我就看美国历史中那些小镇都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有些地方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有二三十个人,但却可能会有教堂,有一份报纸,这份报纸专门报道本地新闻。我去丽水的时候,当地也有报纸,中国每个地方都有报纸,但这些报纸不报道开发区的事情。我去了那么多次开发区,一次都没见到记者。我也在丽水遇到很多人,他们对宗教是感兴趣的,但他们也没想到要盖个教堂。你看美国历史,那时在西部也是很蛮荒、艰辛,但也有法律、社群等,而这些对一个地方是很重要的。

  记者:但做中西比较是很容易被标签化,而且中国人特别在乎你们西方人怎么写中国,骂或赞都可能让中国人不满意。您怎么看?

  何伟:做这样的比较是要非常小心,尤其是要考虑哪些比较不合适,比如美国某些东西可能是不适合中国的,不能因为美国有中国没有所以就说中国比美国落后,不能这么说。但是,刚刚那个比较是挺合适的。我们到一个地方进行开发,什么是最早需要建立的,是需要考虑的,难道只能是商业吗?我开始写书的时候,很少被翻译成中文。可是,近几年,如果我在《纽约客》上发表一篇文章,很快就有人把它翻译成中文,这是很重要的。

  你说的那种心态也是很自然的,而且现在中国读者对外国人写的东西的心态比以前好多了。以前他们常常认为,我是中国人,比你们外国人更了解中国,你们有什么资格批评中国?现在中国人能接触到越来越多外国人关于中国的文章,这很好。美国也不喜欢被批评,欧洲人常常写文章批评美国人为什么要卖枪等等,我们美国人也会说,“欧洲人不了解美国。”实际上,我们美国人应该接受欧洲人的批评。这个比较同样也适合于中国。从外来人视角看一个社会,告诉他们这个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其实是好事情,美国和中国都需要这个。美国与中国都因为其自然条件的原因,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封闭的,所以需要别人告诉我们他们的观点。

  何伟:西方读者对中国在传统上还是有些偏见,这个还没有完全改变。三四年前,我去探望姐姐,她有个女儿在读小学三年级,他们让我去班上给他们讲中国。然后我问:“你们都有什么问题?”有学生马上就问:“在中国他们吃狗吗?”“中国父母会杀死女婴吗?”我感觉很糟糕,怎么两个问题都是这样子的。美国记者经常会写些关于中国最极端的故事,然后让美国读者误以为这是普遍的。其实我在涪陵教书的时候,也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有本书是讲美国和美国社会的,有一部分是关于美国宗教,我要向学生介绍这部分内容,里面讲到了一个关于宗教的极端例子。然后学生就有疑问,美国宗教是这样子的啊?可是,这些极端例子并不能代表真正的美国社会。但另外一方面,这些学生都是来自四川偏远的地方,对外部世界还不太了解。作为老师,我很难受。

  我的意思是说,进口一个极端情境的故事,作家、记者、教师要讲清楚那个背景。对我来说,我的目标是给美国读者一些关于中国的基本背景,而不是告诉他们什么是最不好和最好的事情。书比较好,因为可以比较长,我也能讲清楚。可是,文章就比较麻烦,很多内容没办法写进去。所以通过书,比如我写的关于中国的书,可以了解很多关于中国的背景,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成功或者失败的。

  何伟:我得到的反馈有很多,有人会感慨,“看完这本书,我很高兴自己是美国人,没有生活在中国。”但是,这种评价不是我写作的目标,但我没办法控制读者的看法。大多数读者看完这本书会觉得,中国是个有意思的地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也钦佩中国人的某些特质比如勇敢、爱冒险等,而美国人则比较保守。他们看这本书,也感觉出来中国比较务实。这些信息当然跟他们之前接收到的中国信息不一样。很多人对我说:“我一直觉得中国到处都是公安。但是看完这本书却发现,并不是这样的。”这也是我在封面上放这个玻璃纤维的目的,就是说在中国很多地方是没有权力机构管的,是市场和普通人自己管。美国人一直觉得,中国不是个好玩的地方,因为报纸呈现的中国一点都不幽默,很严肃,看完这本书就发现并不是这样。

  我想我的读者应该还不是普通美国人,而是文化层次比较高的读者,他们想要了解中国到底是什么。政府官员是不会看我这本书的,他们可没有耐心看完这本书去了解中国,他们要的是简单的条条框框,而且都是关于中国和政府的。他们最理想的材料是,告诉他们四个月内中国可能发生的事情,一二三四这么几条就可以了。或者拿出对策,我们美国哪些东西对中国最重要,一二三等。他们不需要人物和故事。

  记者:在美国总部的编辑和上级一般会建议你们这些驻华美国记者写什么?他们感兴趣的中国话题是什么?

  何伟:传统上,最感兴趣的还是关于,这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冷战恐慌有关,这样一种冷战思维延续至今。另外,他们还觉得中国的很奇特,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也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这样一种情况让他们很困惑。美国人关心的是,中国这样一种体系会如何走下去,将来又怎么改变?这是美国人非常感兴趣的,他们很想了解中国以后的发展。我是记者,我个人认为这不是最重要的,我还是喜欢写那些我能碰到的人、我能采访的人,他们的生活、思想等等,我不要去预测什么。

  我老是说,作为记者你是去一个好多人都去过的地方,还是去一个新鲜的、没人去过的地方采访?如果一个地方有一个新闻题材,好多外国记者去了,会很麻烦,比如说会有保护。而去一个外国记者没去过的地方,那采访就不会遇到太大难题。比如在这本书里提到一个地方叫榆林,我去的时候,希望我离开,因为我一个朋友已经写了一篇关于榆林的文章,搞得那里的政府很焦虑,对记者尤其警惕。再比如,我这本书里很大篇幅是关于丽水的,对外国人来说,丽水是什么,他们一无所知,更没有向外国人介绍丽水的文章。所以,我在丽水的采访毫无阻碍。

  当然那些热门话题,每个同行都在采访都在写,我也得完成任务。比如北京奥运会,我写了两篇,一篇是关于北京申奥成功的,一篇是关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奥运会时我不是跟记者一起去看奥运会的,我是跟魏子淇(注:《寻路中国》中主要人物)一家人买票去看的,他们告诉我关于奥运会的感受。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说,就算去那些所有记者都会去的地方采访,也可以写出有意思的东西,主要是别跟其他人一样采访、写作。当然我跟其他外国记者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他们有很大的写稿压力,需要马上写出来,而我没有这个压力,我每年只要写三四篇就可以了。所以我可以为了写一篇文章,在一个地方待很长时间。

  另外,中国人可能不太了解而出现误会的地方是,西方编辑对记者的影响。编辑都不是在中国的,他们在纽约或者其他地方,他们会给记者压力,要求记者写什么。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当出现一些群体性事件时,我们都觉得没什么意思,也都清楚这些事情没有什么报道价值,做这样的选题很无聊,也希望别写这些东西,但是我们的编辑就认为,你们需要写。我有一个朋友是《纽约时报》的,他说,“我要是不告诉编辑那个选题,今天早上三点半他就会打电话给我,所以我还是先简单写一下,免得早上接电话。”第二天,其他报纸编辑也会给驻华记者打电话说,《纽约时报》刊登了什么什么新闻,你们需要写。但其实记者们都知道,很多情况下这些事情很没意思。编辑们在美国,对中国只能想象或者是延续着以前的思维。幸运的是,我的情况跟这些新闻记者不太一样,如果我说不想写,还是可以顶住压力的。

  何伟:我觉得一般老百姓也不会刻意去想,你是不是外国记者,但是他们可能觉得美国媒体是批评中国的,是反对中国政府的。美国媒体确实重视和选题。其实每次我在做采访的时候,我都会公开自己的身份,给他们我的工作名片,他们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去了很多偏僻的地方,在那里他们没有太多关于记者和外国的概念,他们很奇怪我是哪里的,为什么在这里呢?有的时候他们甚至还会问我,你是汉人,还是蒙古族维吾尔族?他们对美国媒体是没有什么看法的。在丽水的经历很有意思,他们的老板紧张的是另外一些事情,他们怕我不是真记者,怕我是个做生意的,怕我是来刺探他们生意的商业间谍。我带罗师傅(注:《寻路中国》中主要人物)吃饭,喝了几瓶啤酒,然后他的老板特别紧张地问他,你们去了什么地方,谈了什么。为了消除对方的疑虑,我就把我的文章、书给他看,让他相信我就是记者,不是做生意的。在丽水,他们不关心。

  何伟:在三峡的时候,有人对经济补偿不满,他们告诉了我这些经历。但是我也知道,就算我写了也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有些无力感,这让我感觉很不好。其实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本地媒体和人物来帮助他们,外国人没办法帮助中国人解决他们的问题。经常遇到的一种情况是,他们会告诉我一些消息、材料、证据之类,然后还会问,“你写的是在中国还是外国发表?”我说:“是给国外写,但是会被翻译到中国来。”但他们的反应很有趣,就是不希望在国外发表,因为他们认为这么做就是在,这样很不好。然后我当着他们的面说,“好,没问题,我就不写了。”他们还是不相信,非常紧张,然后我当着他们的面把采访材料撕了。我对他们的处境也很同情和理解,但是你看,他们对外部世界不太了解,不了解外国的新闻是什么,也不知道中国的新闻是怎么操作的。

  何伟:写美国的题材,读者都知道这些故事的背景,尤其是《纽约客》的那种读者层次。但是给美国人写中国题材文章,他们不知道这些故事的背景,所以需要给他们简单的介绍。但对我来说,不管写中国还是其他地方,最重要的还是写人物,写有意思的故事。所以在我看来,写作的区别其实不大。

  在美国,采访管理非常严格,要采访美国一个地方,我需要提前很长时间进行预约,在丽水,我经常是直接去了,他们其实是比较公开的。当然,采访中国政府官员特别难,我的采访申请,也可能不被接受。但是在美国,你申请去采访官员,他们一定要给我答复,否则,他们知道,我写文章会提到,我问了政府,但是他们没有回复,这样的叙述会让他们难堪。

  在中国采访普通民众,要比美国简单容易。丽水没有太多外国人,他们对我也有好奇心,他们想知道,我是谁,为什么在这里,所以认识他们比较顺利。另外一个区别是,中国人比美国人话少,他们不太爱说话,所以需要花更多时间去采访。书里面丽水那个工厂,我去了好多次,那个“罗师傅”,我采访他很多次,他才告诉我关于这些机器的故事。在美国,如果你认识这个人,他马上就会告诉你所有事情,他们还特别喜欢说自己的生活。这是传统的问题,跟没有关系。(作者是《纽约客》前驻华记者,文章原载于《东方早报》2011年3月27日,记者石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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